何为官报？中国近代官报“起源”于何时？

“官报”是由官方主办、为官方服务的政府机关报。具体而言则是由“官方人员”依托“官方资源”创办并通过报道相关新闻或发布政令等途径为“官方服务”的新闻媒介。“中国近代官报”则是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后由官方人员依托官方资源创办的通过发布新闻消息为官方利益服务的新闻媒介。

一、与中国近代官报“起源”相关的论述

中国近代官报“起源”于何时？笔者查阅了相关学术著作和参考工具书，均未获得明确答案。学界常引用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上所言作结论：“翌年（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御史胡孚宸奏请将强学书局改归官办，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改为官书局，命孙家鼐管理。此为清廷提倡新学之始。”但戈先生的本意很清楚，“强学书局改归官办”乃“清廷提倡新学之始”，并没有说是“清政府出版发行新式官报之始”，因而实际上并没有提及中国近代官报“起源”问题。刘家林教授关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时期组织的翻译外文书报活动，是我国人自办报刊活动的前奏和先声”的研究结论，则把林则徐编译外报活动的意义上升到了“国人自办报刊活动”层面，远超“中国近代官报”边界，同时也没有说到新式官报“起源”这一问题。

目前所知最早把《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明确定位为“官报”的是方汉奇先生。他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认为，“慈禧太后在强学会被封半个月以后，接受了御史胡孚宸的建言，同意解禁，下令改强学会为官书局隶属于总理衙门，由孙家鼐管理。改组为官书局以后的强学会成为官办的出版机关，团结官绅结合士群的‘学会’性质改变了，‘刊布报纸’宣传‘新政’的章程被取消了。官书局后来虽然也刊行过《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但是纯粹的官报，‘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已经非复强学会之旧观”，正像谭嗣同在《与刘淞芙书》中所说的，“不过敷衍了事，羊存礼亡矣”。方先生在这里首次明确了《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具有“纯粹的官报”本质属性，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上的重要成果。

明确提出《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是“清政府公开发行新式官报之始”的学者是时在江汉大学任教的穆家珩先生。他在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六章“辛亥革命前后的新闻事业”执笔撰写的第八节“新式官报的出版和清政府对新闻事业的摧残”中认为，189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将维新派所设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派孙家鼐管理，除译刻书籍外，还发行与《京报》相仿的《官书局报》和选译外报的《官书局汇报》，“印送各路电报，只选译有用者，照原文抄录，不加议论。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这是清政府公开发行新式官报之始。称之为新式官报，是因为它们有别于从进奏院到邸报的那种只在官僚机构内部传递的、封闭式的旧式官报。后来出版的一些新闻史著作大都采用《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是“清政府公开发行新式官报之始”的说法。如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认为，“1896年被封禁的维新派强学书局被改建为官书局，负责印售新书、选译各国报纸内容，并创办了《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成为近代由政府公开发行新式官报的发端”。

二、《澳门新闻纸》产生的

社会环境及其“新式官报”属性

孙家鼐“管理”的官书局1896年出版的《官书局报》是“清政府公开发行新式官报之始”，既是学者在史料验证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是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学术共识，笔者对此完全赞成。但同时认为《官书局报》并不是在一片“沙漠荒原”上突然冒出来的，这一事物经历了“起源”后长时间的孕育和成长，最后才随着官书局的成立来到了中国社会。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官报的“起源”应可追溯到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期为知“夷情”而延请精通英文之人，购置西人出版之报纸，翻译其中有关新闻消息和言论并编成的《澳门新闻纸》。

（一）《澳门新闻纸》产生的社会环境

学术界一般把中国封建王朝创办的以“劝优惩劣”“上情下达”为主要目的的朝廷官报称为“传统官报”。戈公振在其被后人称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新闻史的著作”及“被公认为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的《中国报学史》中认为：《西汉会要》所载“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所谓“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起也”，汉朝因皇帝准郡国在京师设“邸”而生“邸报”，故中国传统官报（邸报）起于汉朝。唐朝改藩镇京师所设“邸”为“进奏院”，进而出现“进奏院状报”，现尚有被收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进奏院状”实物为证。宋初沿唐五代“逐州就京师各置进奏院”旧制，各州在京师进奏院实行自设自管自用的管理体制。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降旨设立中国历史上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新闻发布管理权的职能机构钤辖诸道都进奏院（简称都进奏院），由此正式出现由朝廷命官奉皇上旨意具体运作、为体现朝廷意志传抄“四方”的正式“朝廷官报”。这一朝政新闻抄报管理体制和成果形式被后来的（南）宋、元、明、清各朝沿用。

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前，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暴富”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获取高额利润而四处寻找其剩余商品的市场。为了打开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国门，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意识，1815年8月5日，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受同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指派，在马六甲创办了“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化的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每逢广东省县府乡试时，运回国内，与宗教书籍一起分送”，成为有记载的国人在国内最先接触到的近代中文新闻媒介。1822年，葡萄牙人巴波沙少校在澳门创办出版的葡文报纸A Abelha da China（意译《蜜蜂华报》亦译《中国的蜜蜂》），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最早的近代化报纸。1827年“第一种在华英文报纸”Canton Register（意译《广州纪录报》）在中国本土城市广州创刊。1835年，在广州出版的英文版《广州纪录报》开始接受华人订户，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近代新闻报纸由此公开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中国近代官报的“起源”提供了近代社会环境的氛围和实际需要。

（二）《澳门新闻纸》的基本概况

1839年元月8日（清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奉诏离京赴粤；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抵广州，就钦差大臣任。肩负禁烟重任的林则徐所面对的现实状况是，不但“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且朝廷（政府）大员们也是“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魏源《海国图志》卷八一）。

为摆脱“两眼一抹黑”的窘境，林则徐到广州后迅速着手做一件以往其他朝廷官员从未做过的事，即在详考禁令、检查海防的同时，迅即着手在其官署中组织一个专门从事翻译外文书籍报刊的班子，先是于1839年3月聘请在马来亚槟榔屿和马六甲天主教学校学过拉丁文，又在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学习英文的袁德辉为译员；又于1839年5月“以优厚待遇”把“中国近代最早的报人和中国近代新教第一个传教士”梁发的儿子梁进德“罗致进幕府任译员”。购进英文的《广州周报》《广州纪录报》及澳门、新加坡、孟买、加尔各答、伦敦、悉尼等地出版的报纸，将其中有关政治、军事、鸦片贸易和其他方面的消息、言论以及西方国家基本情况的介绍等译成中文，提供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海关监督和军方，同时抄报给朝廷，以便“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定控制之方”。1840年年初，林则徐被道光皇帝解除钦差大臣，出任两广总督，所主持的译报工作仍在进行。直到同年农历10月，林则徐被革去两广总督职并“留广东以备查问”，译报工作才随之停顿。目前可见最后一篇译稿的时间为1840年11月7日。

林则徐主持外文书籍报刊翻译活动的直接结果部分流传至今。现存有装订本6册，题名《澳门新闻纸》，内收1838年7月16日稿一篇，其余自1839年7月23日至1840年11月7日，历时一年又三个多月。据考证，《澳门新闻纸》的取材一般以当时在广州、澳门等地发行的外文报刊为主。《澳门新闻纸》的内容除少数几篇译自伦敦、孟买、孟加拉和新加坡等处的报纸外，其余主要是1827年11月8日在广州创刊的英文《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周刊），1839年后迁澳门、香港出版；1835年11月25日在广州创刊的英文《广州周报》（Conton Press，周刊），1839年7月迁澳门出版；以及1832年5月创刊于广州的英文《中国丛报》（亦译作《中国文库》，1851年12月停刊）等。

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和贸易等方面的时事报道和评论。林则徐抵广州后所采取的禁烟措施、施行的政策所引起的各方面的反应和外国人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点的分析，占主要篇幅”。涉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法制、时事及鸦片的生产、运输、来源等，以供在反侵略的外交斗争中制定政策、策略时参考；还有外国的科学技术（侧重军事方面），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探求西方科学技术，为了改变我国当时军事上的落后状况，同时也为在引进西方的炮船等军事设备时作参考。《澳门新闻纸》是现存合订本上的题名。有专家认为“大致可以肯定《澳门新闻纸》的题名也是后人加上去的”，即林则徐当时并没有使用《澳门新闻纸》这一名称，而是后人在装订成册时根据其内容来源才题为“澳门新闻纸”。

（三）《澳门新闻纸》具有“新式官报”的主要属性

我们认为《澳门新闻纸》是一种由官方人员凭借官府资源编译外报新闻消息和言论，以供给有关官员阅知的形式为官方利益服务，计划无限期连续编译印行的官方出版物。就中国近代官报的产生发展历程的角度看，《澳门新闻纸》应是一种具有中国近代官报基本属性的出版物，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澳门新闻纸》是一种计划无限期连续编译印行的出版物。《国家标准：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对“连续出版物”的定义是：“印刷或非印刷形式的出版物，具有统一的题名，定期或不定期以连续分册形式出版，有卷期或年月标识，并且计划无限期地连续出版。”《辞海》称“连续出版物”为“有固定名称，仅以一定顺序编号相区分而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的出版物。主要包括报纸、期刊和连续性电子出版物。一般由众多作者的作品汇编而成，且不会再版或修订”。

《澳门新闻纸》的出版方式应该是手工抄写，这符合国家标准对出版物出版形式的“印刷或非印刷形式”之规定；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外报译稿只有《澳门新闻纸》一个名称（《澳门月报》是魏源在把部分译稿收录进《海国图志》时的称谓），所以符合“统一的题名”这一要求；林则徐接受皇帝“圣旨”到广州禁烟时并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够完成禁烟任务，在他开始组织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限定编译印行的截止时间的，所以是“计划无限期编译印行”的出版物，而因为所编译的对象“西人出版之外报”是每天、每两天或每三天，乃至每星期连续出版的，因此所编译的《澳门新闻纸》也是随时间推移“连续印行”而没有确定出版结束的时间（因林则徐被朝廷革除钦差大臣乃至两广总督职务后译报工作被迫停止，则是外力因素所致而不是林则徐主观确定到这个时间完成）；至于“内容一般由众多作者的作品汇编而成，且不会再版或修订”的要求，《澳门新闻纸》本来就是从多种报纸中选择翻译，也没有“再版或修订”重新印行的计划（林则徐被贬后拜托魏源整理印行另当别论）。

最重要的一点是，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人阅看，在《澳门新闻纸》编译过程中就陆续抄送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东海关和广东当地军方主官，向他们通报有关“夷情”，实际发挥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由此可以认定，林则徐组织编译的《澳门新闻纸》具有“计划无限期连续编译印行”属性，即连续出版物（报刊）的基本属性。

其次，《澳门新闻纸》是中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进程中出现的计划无限期连续编译印行的出版物。它产生于“中国”这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和社会特征。作为朝廷命官的林则徐之所以开先河地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直接动机是尽力不负朝廷和皇帝信任，努力掌握“夷情”并使禁烟措施收到实效；为了让皇帝了解外国人对他在广州“查禁鸦片”活动的反应，还亲自修改润色《澳门新闻纸》中的部分译稿呈送皇帝“御览”，体现了林则徐作为朝廷命官效忠于朝廷和皇帝的传统文化精神。英国等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向中国大规模输入鸦片，是因为西方国家利用近代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大机器种植和生产鸦片，使鸦片生产的速度、精度和产量足以获得巨额利润，这是西方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的结果（恶果），因此英国人向中国倾销鸦片并发动鸦片战争，具有十分鲜明的西方“近代色彩”；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的目的是为了解“夷情”以利朝廷“查禁鸦片”，编译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法理、科学技术等方面内容，是为“了解近代西方实际情况”，这都是东西方社会已经或将要进入“近代”社会环境的产物。林则徐组织编译西报、了解“夷情”这一举动，只有在以传统手工业生产为特征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以大机器生产为特点的近代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出现。因此无论是编译内容重点还是主客观动机，《澳门新闻纸》都具有鲜明的“中国近代特征”。

再则，《澳门新闻纸》是具有“由官方人员、凭借官方资源、采集官方感兴趣内容、为官府利益服务”等主要属性的中国近代官报特征的连续出版物。“官报”的基本要素是“主持或组织或经办报刊之人”须是“官职人员”或至少是在政府领取俸禄官员的幕僚。林则徐身为主持“禁烟事务”的钦差大臣，后又任两广总督，是编译《澳门新闻纸》的直接组织者和受益者，他为编译外报“罗致”的编译人才也是“幕府译员”，“受官命、办官事”的属性定位也是明确的；编译《澳门新闻纸》所需的物质条件（译员薪酬、购置外报经费、译报场所及相关设施和花费）均是“官府”（林则徐“钦差大臣官署”或“两广总督官署”）承担或拨款购置；编译《澳门新闻纸》的直接目的是为“政府”服务。林则徐组织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是为完成“查禁鸦片”的特殊政治任务。林则徐奉皇帝之命“查禁鸦片”，根本目的是阻止白银外流，维护和巩固以皇帝为最高政治代表的朝廷利益。

当然《澳门新闻纸》的确存在内容不广泛、接受传播的社会成员有限、连续出版但没有定期化以及没有出版时间标识、尤其是没有以官府名义出版（有文献记载曾“由总督衙门抄送给有关官员”）等诸多“先天不足”，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澳门新闻纸》具有“中国近代官报”主要属性的事实，所以它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官报“起源”的标志。

三、《澳门新闻纸》对中国近代官报

孕育发展及诞生历程之影响

在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之后，相继出现一些朝廷官绅利用履职之便接触、搜集西方各国创办出版的新闻报刊或书籍，编译有关内容刊行传世，成为一时风气。这其中或多或少应该受了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的启迪或影响。

（一）《澳门新闻纸》对后人译报的“引领”

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赴戍新疆，魏源辑录他在广州时所翻译的“澳门新闻纸”改题《澳门月报》，在所著《海国图志》一书中发表，朝野都知道办外交了解夷情，可以翻译西国新闻纸。1855年（清咸丰五年）小刀会被镇压后，署松江府海防同知吴煦把上海县城小东门旧察院修葺改为海防厅署，任务之一就是搜集情报。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西人编印的外报。现存吴煦档案中可查见最早的译报是1858年，内容是西报对于广州叶名琛处事行止的反映。成批保存的则为1862―1864年期间上海所谓洋泾浜中外会防公所翻译处的译报，数量竟达二百余张。由此可知在会防公所时期上海的译报已具规模，有专人职司。

上海江南制造局1868年6月设翻译馆。1873年4月，由金楷理口译、姚棻笔录的西报译文稿零星刊出。1875年1月，江南制造局总办冯焌光被朝廷补授上海道后，以编译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普鲁士、瑞士等西方国家报纸内容的经折式译报《西国近事》于该年2月正式刊行。该刊每日或数日择要闻十余条以《西国近事》之名，每期印三百到五百本，折成折叠本送官绅阅看，然后再以《西国近事汇编》之名刊印成册向社会传播（1898年停刊）。冯焌光等人主持编译的《西国近事》无论是在编译的对象（编译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普鲁士、瑞士等西方国家报纸内容），还是编译完成后先“每期约印三百到五百本，折成折叠本送官绅阅看”的做法，都和林则徐编译《澳门新闻纸》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上海《新报》对《澳门新闻纸》的“延展”

《澳门新闻纸》编译活动终止36年后，1876年11月23日，中英“江宁（南京）条约”规定开埠通商五口之一的上海，出现一份面目不同于商业报纸和传统官报的新闻日报《新报》。该报创刊初期为中英文合刊，次年6月11日改为纯中文报纸。该报以“各省商帮”的名义出版发行，内容除转录京报和苏抚辕门抄外，每天刊载新闻十余条诸如本埠新闻、各地新闻、国际新闻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商情、市政等。该报由清廷上海道台冯焌光用道库经费创办并由其亲自主持，因其明显代表官府的利益或立场，所以时人称之为“官场新报”，而外侨称之为“道台的嘴巴”。《新报》继承了《澳门新闻纸》开创的“官方人员用官款创办，通过报道新闻为官府服务”的做法，同时由于上海《申报》等外人所办报纸的引领，在报纸内容和发行对象的社会化等方面有了延展。

（三）北京《官书局报》带有《澳门新闻纸》的“痕迹”

1896年3月4日，在《澳门新闻纸》编译活动停止55年后，清廷把封禁的强学书局改办为官书局，并派工部尚书孙家鼐任管理官书局大臣。官书局除印行新书外，还印行标志“清政府公开出版发行新式官报之始”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澳门新闻纸》在多个方面则与《官书局报》有“相通”之处。首先是作为“清政府创办公开发行的新式官报之始”的《官书局报》和《澳门新闻纸》相比较，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一是编印《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的孙家鼐和主持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一样，都是由清朝皇帝“圣旨”任命的朝廷在位官员；二是孙家鼐编印《官书局汇报》所花费的人员薪酬及有关资产设施和林则徐主持编译《澳门新闻纸》一样，都是官府（乃至朝廷）拥有的社会或物质资源；三是孙家鼐编译《官书局报》的出发点和归宿和林则徐编译《澳门新闻纸》一样，都是为朝廷的利益服务——只不过林则徐是为了“查禁鸦片”巩固朝廷统治，孙家鼐是为了“开启民智”延续朝廷统治；四是《官书局报》对“各路电报只选译有用者，照录原文，不加议论。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的编辑原则和林则徐主持《澳门新闻纸》译稿“无所顾忌”“忠实于原本，不作任何修改和润色”一样，都是主张从西方报刊中获得原汁原味的相关信息。

最后孙家鼐主持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停刊的原因也和林则徐主持编译的《澳门新闻纸》有相似之处——孙家鼐的《官书局报》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廷“一并裁撤”；《澳门新闻纸》则是在林则徐被革掉“钦差大臣”头衔和“两广总督”官职后戛然终止。林则徐的《澳门新闻纸》和孙家鼐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有如此多的相同和相似之处。既然对《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的“官报性质”在学术界没有异议，那么说《澳门新闻纸》是中国近代新式官报开始“起源”的标志应是站得住脚的。

（四）天津《北洋官报》带有《澳门新闻纸》“印记”

1901年12月25日，《北洋官报》 （亦称《直隶官报》）在天津创刊。得到袁世凯支持的《北洋官报》与《官书局报》既保持传统官报底色又呈现新报格局。“传统官报”底色的标志是卷首为“圣谕”“上谕”，每卷（期）上刊载“诰诫式之序文”一篇；“新报格局”是增设传统官报没有的“本省学务、本省兵事、近今时务、农学、工学、商学、兵学、教案、交涉（外交）”等栏目（后增“外省新闻”和“各国新闻”等）。

1903年12月（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官商合办的旬刊《商务报》在京师创刊，清廷工艺官局印书科印行。设有上谕、公牍、论说、浅说、商情、译述、实业、小说等，1906年停刊——无论是袁世凯支持编印的《北洋官报》还是官商合办的《商务报》，毫无疑问具有“官方人员利用官方资源创办以采集通报新闻消息为活动形式为官府利益服务的新闻报刊”的近代官报的基本属性；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北洋官报》增加主要译自外报的“农学、工学、商学、兵学、教案、交涉（外交）”及“各国新闻”等内容，《商务报》也增加了传统官报没有的“商情、译述、实业”等“睁眼看世界”的内容。通过翻译外国报刊获知外国有关信息的创始鼻祖正是林则徐组织编译的《澳门新闻纸》。

1907年11月5日清廷考察政治馆编印《政治官报》尽管仍设“谕旨”“宫门钞”，但主体已是“电报、奏咨、奏摺、咨剳、法制、章程、条约、合同、报告、示谕、外事、广告、杂录”等社会、政治性新闻，尤其是“条约、合同、外事、杂录”等栏目内容大部分与外国相关，读者也由朝廷命官变为各阶层“绅民”及在华外国人等。从这些公开出版发行的近代官报内容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特点上，似乎还可看到或多或少的《澳门新闻纸》“印记”。

（五）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可见《澳门新闻纸》“影子”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由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公报局编纂、总统府印铸局工厂印刷的《临时政府公报》于1912年1月29日正式出版第一号，标志着中国近代中央政府机关报的正式诞生。而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下设公报局所编印的《临时政府公报》的编印和发行过程，同样可以看到《澳门新闻纸》的“影子”：首先，《临时政府公报》由“官方人士”主办。时任公报局局长的但焘不仅由总统“简任”，还位居总统府秘书处“民事组”三大秘书之首。其次，用“官方资源”设立的、“直隶于临时大总统”的公报局，“掌管编纂临时政府公报”并“印刷发行事务”；政府支付有关办报人员的薪酬，孙中山还亲自发布“大总统令”责成各部及卫戍总督及各都督订阅公报。其三，为“官方服务”。《临时政府公报》主要通过“宣布法令、发表中央及各地政事为主旨”等途径，在社会生活公共空间塑造“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形象。

四、结 语

总之，与“规范”或“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官报相比，《澳门新闻纸》虽然存在诸多“先天不足”，但仍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中国近代官报开始“起源”的标志。另外，《澳门新闻纸》内容主要取自当时属于广东管辖的澳门地区出版或可以购得的外文报纸，抄送对象主要是到广州主持“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海关监督及广东军方将领等与广东事务相关的朝廷官员；同时编译工作在广州完成，难免受到广州地方文化熏陶，因此也就具有地方官报的某些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澳门新闻纸》似乎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地方官报“起源”的标志。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倪延年 《传媒观察》2023年第5期刊文

官报是由政府或政府机构主办、发布的官方新闻媒体，通常用于传达政府的决策、政策和公告等信息。它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是国家对外发布消息和塑造舆论的重要渠道。

中国近代官报起源于清朝时期。在清朝，官方设立了一些专门负责刊发政府公告、法令、敕谕等文件的报纸，称为”官报”。最早的官报可以追溯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的《京报》和《内务府报》。这些官报多以满文出版，后来逐渐增加汉文版。清朝官报继承了明朝官方公告制度，并形成了独特的宣布皇帝诏令、重大政策和重要事件的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报逐渐演变并得到改进。在中国现代史上，官报在不同历史阶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清末的《京报》、民国时期的《政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日报》等。这些官方媒体在各自的时期内，承担着宣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传达国家重要决策和信息的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随着社会变革和媒体发展，民间报刊也逐渐兴起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官报形成了多元化的新闻传播格局。

中国近代官报，是清代末年由各级政府和中枢各部门主办的近代化铅印报纸。 出版时间从1900年前后至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共10余年，累计60余种。

在西方人在华办报的推进下,从19世纪70年月起，中国人开始自己创立近代报刊。贸易和市场的畸形繁荣催生了近现代广告。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有外籍人士创办中文报纸，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中文报刊数量急剧增加。此后，中国人也开始创办报刊。1873 年,在汉口第一版的 《昭文新报》，创始了中国人办报的先例。内因：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为报刊业提供了物质条件;近代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促使各种报刊不断涌现，民主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外因：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意义：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以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直观的形象实时流传时势信息,促，使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宽阔了人们的视线,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报刊广告中琳琅满目的消费信息又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从而刺激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近现代报刊保存了相当大量的史料和事实根底。报刊取材的公开性和广泛性可以帮助我们取得历史史实的第一手资料。 例如重大历史事件中皇帝的手谕，政府的政令文牍，党派宣言纲领，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近似于文献的作用、可作为近代史史料大可借鉴引用。

官报是由政府出资或掌控颁发的官方报纸，用于发布政府的公告、政策、法令、官员任免等信息，旨在向公众传达政府的声音和官方信息，广泛流传。官报通常拥有官方身份和权威性，被视为一种正式的新闻媒体，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

中国近代官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康熙年间（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清朝建立了《京报》、《维新画报》等官方刊物，提前掌握和引导新闯的舆论，为中国近代官方新闻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官报则出现在清末光绪年间和民国时期，如《申报》、《北华日报》等，这些官报成为中国近代传媒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众政治觉悟的提升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官报始于清朝康熙年间，《京报》是中国第一份官方新闻刊物。通过官方媒体的传播，政府可以更好地掌握舆论和意识形态，同时也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